一切都是突然的，24个小时前，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谢亚龙是谁。他虽然多少也曾经在体育总局的田径管理中心担任过方面大员，但是只有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或者两年一次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的露一小脸显然并不能让他得到多少知名度。在入主足球管理中心之前的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二把手，怎么听都能明白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闲职，不比把齐天大圣从下界招进天宫当个辟马瘟强多少。

　　已经淡出中国体育权力中枢的他究竟是怎么重新出山成为中国体育总局中最受瞩目、外界曝光率最高、也是体育总局最大钱库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呢？

　　昨天晚上，记者通过多名知情人的点滴情报汇聚，给我描绘出了一幅并不完整的图画。

　　两天：一个调动就这样决定了

　　事前没有人知道！这是记者在昨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足协中层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忙乱是可想而知的，尽管阎世铎在16日就得到了要去体育总局谈话的通知，尽管人们早就猜测着他将平级调动，去体育总局的其他部门任职。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会在春节后就决定这样的事情。毕竟他刚刚从德国回来，1月23日的足协会议他还要开，中国足球的烂摊子他怎么也要收拾一下才能走，至少会延续到5月，他在2003年重新当选足协副主席后两年，画一个足够的句号。

　　在记者询问的知情人中，知道这一消息最早的体育总局内部官员是“16日晚上”，而在此之前，真正给这件事情拍板的是刘鹏、王均等几位总局的绝对核心。“打死也不能说”的要求一直被保密到了17日下午15时30分。

　　谢亚龙知道这个消息甚至比许多体育总局的中层处长还晚，当17日上午11时他在体育总局听到副局长王均向他正式宣布这一任命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风尖浪口上的人物。尽管在初四2月13日，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找他谈了一些关于足球的话题，但是他只认为那是对他这个“体育科研”人员征求一些意见而已，却没想到这便是他出山的前奏。

　　据一位和谢亚龙只见过几面，进行过采访的记者说，在春节期间，这位大员还专门给他打了电话，给他拜年，显然是想和这名记者搞好关系，以便能够在报纸上多谈一些观点和看法。如果他当时就知道自己被任命为足管中心主任，显然躲记者还来不及，怎会送上门去呢？

　　8000字：一篇不得不提的报告

　　在谢亚龙成为足球一把手的道路上，不得不提一篇8000字的报告。正是这篇报告让他比别的竞争者有了理论基础，也比别的竞争者领先了一步。

　　就是在这篇报告中，他提出了“孙悟空的产权究竟是谁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在这篇文章中，谢亚龙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认为中超联赛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内的“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为有非营利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等。“准公共产品”则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它既坚持公益性原则，又有经营性质，还具有部分的排他性和一定的市场竞争性”。这一点照顾到了体育总局目前改革中的困难因素，符合中国足协的管理利益，避免了G7改革派另起炉灶的想法。

　　而在另一方面，谢亚龙又说了另一个观点即“足协拥有的是中超的所有权，而不是产权。作为足协从甲A带进中超的国有资产，可以通过评估，确立其在中超投资中的份额，和资本市场的投入一起，共同按照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组成中超联赛的产权构架，形成现代经济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点的阐述明显接近于改革派的要求，某投资人在谈到这一观点的时候评价说：“至少比阎世铎说一套做一套听着顺耳。”

　　更重要的是，谢亚龙还提到了中超联赛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建立健全中超联赛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要足协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体制，要下决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些说法都是符合中超改革派俱乐部的想法的。而他的研究结果既兼顾了体育总局继续管理的要求，把大头拿在手里，又兼顾了投资人的想法，可以安抚造反派，可谓一举两得。

　　据一名知情人说：“这篇报告在体育总局的上层进行了传阅，得到了极好的评价。”而这个时候是1月20几日，在中国足协召开香河会议之后。当时任信息中心党委书记的谢亚龙非常想发表这篇文章，就通过朋友找了几家报社，但是由于该文长达8000字，理论性过于强，更重要的是，谢亚龙当时虽然也是局级，但是既非当政领导也非足协的权威，只是一个没做过足球的人理论文章，与体育大学研究室里那些教授讲师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他希望发表这篇报告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只有北京一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简单的采访，进行了摘抄。

　　有意思的是，昨天当体育总局宣布对谢亚龙的任命后，他的这篇8000字理论文章立刻一字千金，多家媒体出高价为求一看。但是谢亚龙在关闭了自己的手机后还专门找到几家得到了他这篇报告的报社打招呼，要求对方“千万别发这篇报道，因为自己当时是在研究单位，以学者的身份写的这篇东西，现在既然管了这摊事儿，就要先调查研究，了解更深层次的情况再发表看法。”

　　三个因素：刘鹏的影子在哪里？

　　在谢亚龙出山的一系列任命上，走在前列的都是体育总局的副局长王均，但是刘鹏的影子显然无处不在。

　　原本在代替阎世铎的人选中，人们提到过重竞技中心主任马文广、提到过曾经担任体育大学副校长的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甚至还有人猜过李亚光。当然也有体育总局的人认为，刘鹏会从重庆调一名有团口经验和体育经验的官员来，但是绝对不会再从足球圈提拔。因为足球圈内的人被原来的条条框框束缚，千丝万屡的联系过于紧密，眼界不开阔，因此找一名足球圈外的人士更好走出突破性的改革步伐。

　　谢亚龙能够最终成为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最后推了他一把的当然是这个8000字报告，但是他的另外一些履历也发人深思。

　　首先他曾经是前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是当时体委重要的笔杆子。他当过田径中心主任，出任过一方管理大员，在体育作训等工作上有成绩。这一点和马文广、李元伟不相上下。再加上他对足球改革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比马文广或者李元伟等人白手进来，重新了解要好的多，“理论基础的武装还是重要的”。

　　至于出身短跑运动员的谢亚龙和刘鹏都是重庆人这一点，体育总局的一名知情人认为纯属巧合，“因为刘鹏本人和谢亚龙之间并没有怎么交往，甚至都没怎么见过面”，所以这一老乡的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

　　另一个在体育总局内部心照不宣的说法是，袁伟民时代的那些中层干部管理中心主任们开始退潮，而伍绍祖时期的一些“下放”干部则开始复活。除了一些在任上确实干出成绩，工作出色的人（主要是指在雅典奥运会上有不错表现的管理中心主任）之外，都要进行适岗能力评估，而谢亚龙就是这次适岗调动的受益者。

　　一次挫折：能让谢亚龙更珍惜

　　在谢亚龙的履历中有很多怪事。关于他和袁伟民以及袁伟民提拔的一些平级官员之间的“观点矛盾”也作为小道消息被人们所传递。

　　今年上任的谢亚龙只有49岁，他原本是伍绍祖时期大力培养的年轻接班干部。有文化，有理论基础，当过体育大学副校长，在基层锻炼得也不错。在2000年奥运会上，他的田径管理中心还是得到了一面竞走金牌的。所以2001年从田径中心的位子上下来去科研所任职，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次调动。

　　而在2002年到2004年去偏僻的陕西安康挂职任市委副书记两年更是让人感到奇怪，有消息说那是他不想在体育总局内部和人怄气，所以躲出去的。

　　有报道说，谢亚龙是个哲学型的管理者，这其实是对他的不了解。谢亚龙在1999年与2000年的任上毫不手软地整顿马家军就是一个实例，当时马家军内问题不断，除了和田管中心交恶，不遵领导安排外，在兴奋剂管理上也较为散乱。所以谢亚龙出手对马家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甚至在2000年奥运会前配合兴奋剂管理中心对在高原集训的马家军进行了突击检查，最后出现了兰丽新出走以及马家军集体退出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事件。

　　一名曾经和谢亚龙共过事的总局官员对记者评价了谢亚龙与阎世铎，他说：“这两个人有着明显的不同，阎世铎是汇报型官员，他很尊重和在意领导的看法，经常把矛盾上交，自己的主见不愿意轻易拿出来。比如处理现代队罢赛，他的柔软作风和看法的摆动就让领导很不满意。当然每个领导的作风不一样，袁伟民喜欢的刘鹏就不一定喜欢。而谢亚龙敢于自己拿主意，而且一经决定了的事他毫不手软，在以前田径管理中心的时候，当时社会上同情马俊仁走穴，不参加田管中心安排的全国比赛的说法较多，但是谢亚龙并不为之所动，而是绝对打击，显示了他铁腕作风。”

　　当然，在经历了一次上课、在野和重新返回权力中心的挫折后，应该能让谢亚龙更珍惜他自己这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圈外观察后，也更好地把握一次足球的命脉。